第308章 朝议均田制 (第2/3页)
韦待价的方案相对务实，试图在承认现状的基础上，通过税收调节、行政赎买、严格管制等手段，部分恢复土地的调节功能。但这同样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
“韦尚书之议，看似稳妥，实则空想！” 一位出身关中勋贵家族的将军出列，声音洪亮，带着武将的直率（或许也代表了部分新崛起的军功集团利益），“课以重税？ 如何界定‘逾制’？各家田产来源复杂，有祖传，有赏赐，有购买，如何细分？限令还田？ 那些田地早已辗转数手，耕种多年，强行收回，岂不激起民变？朝廷赎买？ 国库如今虽丰，然漕运整顿、边军粮饷、百官俸禄、河工赈济，处处需钱，何来巨款赎买田产？赎买之价，如何定？定低了，大户不卖；定高了，朝廷不堪重负！至于严禁买卖，更是不通人情！百姓遇有急难，卖田求生，自古皆然，岂能一概禁绝？此令一下，黑市盛行，兼并更烈！”
他的话，道出了改革面临的实际操作难题和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包括通过军功、商业、甚至新政崛起的新贵）的担忧与抗拒。
这时，一位以“明经”入仕、在地方为官多年、现为 工部侍郎的“实务派”官员出列，他提出了更尖锐的问题：“天后，诸公，下官曾历任数州县，于田亩之事，略知一二。即便不论勋贵、豪强，单说寻常富户、商人，其购置田产，多为保值、传家，亦是朝廷法令所允。若骤然以新法夺其产业，或课以重税，是失信于民，动摇 朝廷法度之根基。再者，均田之制，核心在于‘计口授田’， 然如今丁口流动频繁， 匠人、商贾、佣工，不事农耕者众，如何授田？授之何用？若强令归农，则百业凋敝。且田有肥瘠，地有远近，如何做到真正的‘均’？凡此种种，皆非一纸诏令可解。牵一发而动全身， 臣恐画虎不成反类犬，旧弊未除，新乱又生啊！”
这位官员的话，点出了均田制在新时代面临的更深层困境：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单纯的农业社会模型，已不完全适用于工商业有所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的“仪凤时期”。强行恢复以“计口授田、附地著农”为核心的均田制，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
朝堂之上，支持改革（以韦待价、狄仁杰等为代表）与反对改革（以李敬玄、部分勋贵、务实派官员为代表）的两派，观点激烈交锋，引经据典，各执一词。支持者痛陈时弊，强调危机，呼吁变革；反对者则大谈困难，渲染风险，主张维持。双方都有道理，也都难以完全说服对方。气氛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僵持。
端坐御榻之侧的武则天，始终面色沉静，凤目微垂，仿佛在倾听，又仿佛在思索。她的目光偶尔扫过丹陛下的李瑾。李瑾自朝议开始，便一直沉默，眉头紧锁，显然也在深思。
就在争论趋于白热化，双方僵持不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响起。
“天后，诸公，臣有一言。” 出列的是新任中书侍郎，出身寒门、因精通庶务、善于理财而被武则天破格提拔的崔神基。他年富力强，目光锐利，是“新贵”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众人目光聚焦于他，想听听这位“天子近臣”、改革新锐有何高见。
崔神基清了清嗓子，声音清晰：“适才诸公所言，皆有其理。然臣以为，今日之争，非‘复古’与‘守旧’之争，乃 ‘固本’与‘安民’ 之择也。均田制之精神，在于抑制兼并，保障民生，稳固国本。此精神，放之古今而皆准。至于具体法度，自当因时制宜，灵活变通。”
他顿了顿，见吸引了众人注意，继续道：“臣浅见，或可试行 ‘限田、清丈、税赋调节、鼓励垦荒’四策并举之法。其一，限田：不再拘泥于旧制丁口授田数额，而是规定民户（包括勋贵、官员）拥有田产之上限，超额部分， 非强令归田，而可由朝廷以公帑分期赎买， 或课以累进重税，使其无利可图，自愿释出。其二，清丈：重新大规模、彻底清丈全国田亩，绘制鱼鳞图册，明确产权，使隐匿、诡寄无所遁形。此乃一切之基，虽工程浩大，但非做不可。其三，税赋调节：改革租庸调， 试行‘摊丁入亩’、‘以资产为宗’ 之新税法，田多者多纳，田少者少纳，无田者不纳（或纳极轻之丁银），从税负上抑制兼并动机。其四，鼓励垦荒：出台优厚政策，鼓励无地、少地之民前往边地、丘陵、滩涂等未垦之地开荒， 新垦之地，数年乃至十数年免征赋税，永为已业，以分流人口，缓解人地矛盾。”
崔神基的方案，显然比韦待价的更为系统，也更具操作性，融合了历代土地政策的智慧，并试图引入新的税收理念。这引起了部分官员的深思。
然而，反对之声立刻响起。一位出身江南士族、现为 礼部郎中的官员驳斥道：“崔侍郎之议，看似周全，实则祸患更深！限田？ 如何定限？关中、江南、巴蜀，地力不同，产量悬殊，一限之数，岂能公平？清丈？ 谈何容易！前朝隋炀帝亦曾大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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