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8章 朝议均田制 (第3/3页)
貌阅、核定户籍，结果如何？ 扰动天下，怨声载道！摊丁入亩？ 更是动摇祖宗成法！租庸调乃租、庸、调三者并行，各有其义，岂能轻改？鼓励垦荒更是远水难救近火，且边疆苦寒，险地难垦，百姓岂愿背井离乡？”
“再者，” 另一位与漕运利益集团关系密切的 户部郎中阴恻恻地补充，“崔侍郎所言‘以资产为宗’，莫非要将工商之利、舟车之便，皆纳入课税？此非与民（实为与商贾、工坊主）争利乎？恐伤 百业之生机啊！”
争论的焦点，从“是否该动土地”，迅速转向“如何动”、“动谁的奶酪”，变得更加具体，也更加尖锐。崔神基的方案，触动的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土地食利者，更触及了新兴的工商业者、以及依靠田产和商业双重获利的复杂利益网络（包括许多“新贵”）。反对的声浪，不仅来自守旧派，也开始来自部分本应支持改革的“新贵”和务实派。他们或许赞同打击贪官，但绝不愿看到自己的合法（或灰色）田产和财富受到威胁。改革的同盟，在触及最根本的土地和财产权时，开始出现裂痕。
李瑾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冰凉。他深知崔神基的方案已是相对温和、具操作性的改良之策，竟也遭遇如此巨大的阻力。这不仅仅是利益之争，更是观念之锢、制度之惰。整个统治阶层（包括新兴阶层），其思维和利益，已深深嵌入现有的土地—税收—人口结构之中，任何试图改变这一结构的努力，都会遇到整个体系的顽强抵抗。
就在朝议陷入僵局，反对声浪渐占上风之际，一直沉默的李瑾，终于出列。
他没有直接反驳任何人，而是转向御座，声音沉静，却带着一种穿透喧嚣的力量：“天后，诸公。方才所言，皆是从朝廷、从官、从富的角度，论可行与否，利弊几何。可否容臣，从汴州汜水县李家庄，一个名叫李老栓的老农；从荥阳城外病坊里，那些等死的流民；从运河岸边，因胥吏盘剥、河道淤塞而破产的船户的角度，问一句——”
他停顿，目光缓缓扫过满朝朱紫：“当他们田地被夺，家破人亡；当他们饥寒交迫，求告无门；当他们辛苦劳作，却食不果腹之时，我们在这里争论的法度沿革、操作之难、利益平衡、祖宗成法……于他们而言，有何意义？”
殿中为之一静。
李瑾继续道，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如今，本 已在动摇。我们是在修缮即将倾颓的屋宇，还是在争论该用何种木材、何种榫卯更为雅致？均田也好，限田也罢，清丈也好，税改也罢， 具体方略，可详加斟酌。但方向，必须明确：抑制兼并，安辑流民，使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 此乃社稷存续之基， 亦是朝廷不容推卸之责！若因其难而不为， 因惧乱而苟安， 则今日之小患，必成明日之心腹大患；今日不流汗改革，他日必流血平乱！ 诸公熟读史册，当知前朝之覆，多由民变。这‘难’，我们今日不面对，难道要留给子孙后代，面对一个 积重难返、轰然崩塌 的江山吗？！”
李瑾的话，如同暮鼓晨钟，敲在每个人心上。他将问题从技术层面的争论，提升到了统治合法性、王朝存续的高度。殿中一时寂然。即便是最顽固的反对者，也被这直指核心的诘问，震得一时无言。
武则天适时开口，她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相王所言，乃谋国之论。土地之事，关乎国本，关乎民心，关乎社稷存亡。难，固然是难。但再难，也要做！ 诸卿所虑，亦不无道理。具体方略，可再行详议，博采众长。然抑制兼并，安民固本之大政方针，不容更易！”
她目光如电，扫过全场：“着，由政事堂牵头，户部、工部、刑部、御史台，及诸相关寺监， 会同狄仁杰、李瑾、韦待价、崔神基等，就均田、限田、清丈、税改、垦荒诸事宜，详拟章程，权衡利弊， 于一月内，拿出可行之策，奏报于朕。在此之间， 凡有借兼并、通债、强买强卖，侵夺民田，致民流亡者，一经查实，严惩不贷！狄仁杰、李瑾， 你二人所领黜陟、漕运之事， 凡涉土地兼并者，一并严查！”
“臣等遵旨！” 被点名的几人躬身领命。
朝会在一片沉重而复杂的气氛中散去。武则天和李瑾，以强大的政治意志，强行将“改良土地制度”的议题，钉在了朝堂议程之上。然而，所有人都明白，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今日朝堂上的争论，只是冰山一角。其下潜藏的，是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根深蒂固的观念阻力、以及改革可能引发的难以预料的社会震荡。
“朝议均田制”，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将远远超出紫宸殿，波及整个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而李瑾最后那番关于“李老栓”的诘问，则像一根尖刺，扎在了许多人的心头，也预示着一场围绕土地、财富、权力再分配的、更加深刻和艰难的博弈，已然拉开序幕。仪凤改革的深水区，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