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重逢 (第2/3页)
裂口上结着褐色的血痂。左脸上有一道红色的压痕，从鼻梁一直延伸到耳朵——是N95口罩勒的。压痕的边缘有一点发白，中间是深红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床。
她伸出手，摸了摸那道压痕。手指很轻，轻到像是怕碰碎了什么。
“疼吗？”
“不疼。”他说。
“你骗我。”
他笑了。那种笑她很熟悉——嘴角往上弯，眼睛却不弯。三十一年了，他每次这样笑的时候，她就知道他在骗她。
“你怎么不在医院？”她问。
“请了两个小时假。”
“医院能放你出来？”
“我跟他们说，我老婆来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大声，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喉咙里冲出来，拦都拦不住。旁边的人被她的笑声吸引，纷纷看过来。她不管。她笑得弯下了腰，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走吧。”她说。
“去哪儿？”
“去医院。”
“你刚到——”
“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探亲的。”
他看着她。她的脸上没有化妆，眉毛淡淡的，嘴唇有一点干，起了皮。她的头发短短的，被雨淋湿了，贴在额头上。她的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灯被打开的亮，是灰烬里还有一颗火星被吹了一下的亮。
“好。”他说。
下午，他们一起去了医院。
王淑芬被分到了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和李明远支援的医院不在同一个院区。两个院区相隔四十分钟车程——在正常时期是二十分钟，但疫情期间，路上要过三道检查站，每一道都要测体温、查证件、登记信息。
“四十分钟。”她在车上念叨了一遍。“不算远。”
“嗯。”他说。
“比哈尔滨到牡丹江近多了。”
“嗯。”
“四百公里和四十公里。”
“嗯。”
她转头看着他。“你能不能多说一个字？”
“好。”他说。
她瞪了他一眼。他笑了。笑得很短，嘴角刚弯起来就收回去了，像是怕笑容会消耗掉他攒了很久的力气。
车停在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门口。她下了车，他帮她把行李箱拎下来。行李箱的轮子磕在马路牙子上，发出咯噔一声。
“那我进去了。”她说。
“嗯。”
“你回去吧。ICU不能离人。”
“嗯。”
“记得吃药。”
“你也是。”
她转身往医院大门走去。走了三步，停下来，转过身。
“老李。”
“嗯？”
“晚上给我打电话。”
“好。”
她又走了三步，又停下来，又转过身。
“不是发消息。是打电话。我要听到你的声音。”
“好。”
她站在那里，看着他。隔着四步的距离，隔着一层细细密密的雨幕。她的红色羽绒服被雨淋湿了，颜色变深了一些，从大红变成了暗红，像一团被水浇过的火，还在烧，只是不那么旺了。
“走了。”她说。
转身。这次没有停。
王淑芬走进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厅，第一眼看到的不是预检分诊台，不是地上贴着的“一米线”标识，不是墙上挂着的疫情防控流程图，不是空气里弥漫的消毒水味道。
是混乱。
不是那种无序的混乱。是一种被强行改造过的、将就着用的、到处都在凑合的混乱。走廊里堆着成箱的物资，箱子摞着箱子，垒得像一座山。纸箱上印着各种字样——“医用防护服”“GB19082-2009”“灭菌批次20200115”。有人蹲在纸箱旁边，用记号笔在箱子上写编号。笔尖摩擦纸箱的声音，吱吱的，像老鼠在啃木头。
她往里走。
发热门诊的门口排着队。不是一排，是好几排，歪歪扭扭的，像一条被截成几段的蚯蚓。排队的人戴着口罩，有的戴着两层，有的戴着一层棉布口罩——那种口罩根本挡不住病毒，但他们没有别的。有人蹲在地上，有人靠在墙上，有人坐在自己的包上。没有人说话。不是不想说，是没力气说。
她经过一间病房，门半开着。里面挤了八张床，床和床之间只够一个人侧身通过。床头柜不够用，有两个患者共用一张凳子，凳子上放着水杯、手机、卫生纸。有一个患者坐在床上，面罩扣在口鼻上，透明的塑料面罩里全是雾气，随着他的呼吸一起一伏。他的眼睛闭着，睫毛很长，在日光灯下投出两道淡淡的影子。
她的脚步慢了下来。
她在儿科干了三十年，见过无数病房。拥挤的、简陋的、吵闹的、闷热的，什么样的都见过。但她从没见过这样的——不是条件的艰苦，是那种拼凑感。像是有人在一夜之间把一所普通医院强行改造成了战场，所有的东西都是临时拼凑的，所有的规则都是临时制定的，所有的人都还在学习如何在这种拼凑中活下来。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她站在这片混乱的中心，深吸了一口气。她是来让这里变得不一样的。
她走到护士站。护士站很小，只够站三个人。里面站着一个护士，穿着绿色的手术服，外面套着防护服，护目镜上全是雾气。防护服的胸口位置用记号笔写着一个名字——吴芳。名字旁边画了一朵小花，五个花瓣，歪歪扭扭的，像孩子画的。
“你好，我是黑龙江援鄂医疗队的，今天刚报到。”王淑芬说。
吴芳抬起头，护目镜后面的眼睛看了她一眼。那双眼睛不大，单眼皮，眼角有一点往上挑。眼睛里全是血丝——不是熬夜熬出来的那种，是长期的、累积的、像墙角的裂纹一样的血丝。
“王院长？”吴芳的声音沙哑，像是很久没喝水了。
“是我。”
“终于把您盼来了。”吴芳站起来，动作很快，像是怕她跑了一样。“我们这边——您也看到了——条件有限。感控这块，我们一直在凑合，真的是凑合。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的划分，您能不能帮我们看看？我们自己也画了几张图，但总觉得不对……”
她说话的速度很快，像是这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倾泄的出口。她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翻出几张A4纸，纸上画着平面图，铅笔画的，涂涂改改，有些地方用橡皮擦过，留下灰色的痕迹。
王淑芬接过那几张纸，低头看了一会儿。图纸粗糙得令人心酸，但每一笔都写着“尽力了”。
“带我走一圈。”她说。
“现在？”
“现在。”
那一圈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王淑芬穿着防护服，从头裹到脚。吴芳在前面带路，她跟在后面，一步一步地走。从一楼走到六楼，从清洁区走到污染区，从病房走到更衣室，从更衣室走到医疗废物暂存处。她走得很慢。不是因为年纪，是因为她在看。她在看每一扇门的位置、每一条走廊的走向、每一个区域的边界。
清洁区和半污染区之间的门，是普通的木门，不是常闭门。医护人员进出的时候，门一开，两边的空气就会对流。这意味着清洁区不一定清洁。
半污染区和污染区之间的通道，只有一道塑料布隔开。塑料布是透明的，用胶带粘在天花板和地面上。胶带的边缘已经翘起来了，塑料布的下摆被风吹得一掀一掀的，像一面没有挂好的窗帘。
医护人员的行走路线，和患者的转运路线，有一段是重叠的。这意味着穿着防护服出污染区的医护人员，可能会和刚转进来的患者走同一条通道。
她停下来，站在那道塑料布前面，看了很久。
“这里不行。”她说。
吴芳站在她旁边，等着她往下说。
“这道塑料布，只能挡灰尘，挡不住气溶胶。”王淑芬的声音从防护服里传出来，闷闷的，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污染区和半污染区之间，必须有实体隔断。门必须是常闭门，最好有互锁装置——一道门开着的时候，另一道门打不开。”
“可是我们没有——”吴芳刚开口。
“我知道你们没有。”王淑芬打断她。“我们也没有。但我们可以想办法。没有常闭门，就在门上加弹簧。没有互锁装置，就安排专人看守，进出必须登记。没有实体隔断——”她停了一下，目光从塑料布移到旁边的墙上，眼神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光，“用柜子。把更衣柜搬过来，排成一排，挡住。”
我们不能只当勇士，还要当谋士。她的脑子里飞速转动着，以坚守破万难，以专业赴荣光。
那天晚上，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四楼，十几个更衣柜被搬到了污染区和半污染区的交界处。柜子是铁皮的，白色的油漆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每一个柜子都有一个人那么高，两个人才能抬动。抬柜子的人穿着防护服，戴着两层手套，手指笨拙得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水在摸东西。柜子落地的时候，发出沉闷的响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
王淑芬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把柜子一个一个排好。她的手里拿着一张纸，纸上画着她下午重新设计的感控流程图。铅笔画的，线条很粗，有些地方涂改过，留下灰色的橡皮擦痕迹。图纸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是她写给自己看的——“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感染。一个都不能。”
柜子排好了。她走过去，用手推了推最边上的那个。柜子晃了一下，发出嘎吱一声。
“固定。”她说。“用螺丝。打在地上。”
“没有电钻——”
“找。全院找。一定能找到。”
他们找到了。是电工老周找到的。老周六十多岁，本应该退休了，疫情期间人手不够，他留下来帮忙。他在配电间的角落里翻出了一把旧电钻，钻头生了一层薄薄的锈。他用砂纸把锈磨掉，插上电，试了一下。电钻转起来了，嗡嗡的，像一只醒过来的蜜蜂。
柜子被固定在地面上。一排十几个，整整齐齐，像一道墙。
王淑芬站在那道墙前面，看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过身，往清洁区走去。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那些柜子在走廊的灯光下，泛着冷白色的光。
她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只是开始。
回到驻地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王淑芬推开房间的门，没有开灯，直接倒在床上。床垫很软，软得像是整个人都要陷进去。她的腰在疼，腿在肿，脚底磨出了两个水泡，一个在左脚后跟，一个在右脚前掌。水泡还没破，鼓鼓的，一碰就疼。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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