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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重逢 (第1/3页)
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出发那天,哈尔滨下着雪。
不是那种纷纷扬扬的大雪,是细密的、碎碎的雪粒,打在脸上像无数根细小的针尖。天是灰白色的,压得很低,像是要塌下来。
王淑芬站在队伍最前面,穿着那件藏蓝色的冲锋衣,左胸口印着“牡丹江医科大学附属红旗医院”的字样,后背印着“黑龙江援鄂医疗队”七个字。衣服是昨天发的,还有折痕。她把袖子往上撸了一道,露出一截手腕,手腕上戴着一根红绳——是孙子给她编的,编得歪歪扭扭的,绳子有些地方松了,有些地方紧了,她不舍得摘。
她的胸口别着一朵大红花。花是绸子做的,红得发亮,每一片花瓣都用铁丝固定在花蕊上,铁丝包着绿色的塑料皮。花蕊是一小簇黄色的塑料珠子,摇一摇晃一晃的。她低头看了一眼那朵花,想起上一次看到这种花,是正月初四,在太平国际机场,李明远的胸口别着同样的一朵。那天她站在玻璃门外,隔着那道门看他。今天她站在队伍最前面,胸口别着和他一样的花。
她的头发长出来了。化疗结束后,头发一点一点地往外冒,先是绒绒的、软软的,像婴儿的胎毛,后来慢慢变黑、变硬,现在已经有半寸长了,黑黑的、短短的,被风吹得有些乱。她没有戴帽子,就那么让风吹着。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白的落在黑的上面,像撒了一层盐。
“王院长,您身体行吗?”
医务科长站在旁边,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她能听到。他姓孙,五十多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上落了几片雪花,他没擦。他的眉头皱着,眉心有一道深深的竖纹,像是被人拿刀刻上去的。
“行。”她说。
她的手在口袋里。右手攥着一个小药盒。药盒是白色的,塑料的,上面印着“每周药盒”四个字,从周一到周日,七个格子。格子里的药塞得满满当当的——降压药、速效救心丸,还有一盒化疗后一直在吃的内分泌药,白色的药片,小小的,圆圆的,每天早上空腹吃一粒。她把药盒从口袋里掏出来,打开看了一眼,确认没有漏带,然后又合上,拍了拍,放回口袋。
“您那个……指标最近复查了吗?”孙科长又问,声音更低了。
“查了。都正常。”
“您别骗我。”
“骗你干什么。”她说。
孙科长不说话了。他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知道拦不住她。全院都知道拦不住王淑芬。这一次她报名去武汉,院长亲自找她谈话,说您的身体刚恢复,这次就算了吧。她说:“我是副院长,我不去,让谁去?”
院长不说话了。
机场大厅里人不多。没有家人送行,没有鲜花和掌声——疫情期间,一切从简。只有同事,只有领导,只有那些和她一样穿着藏蓝色冲锋衣、别着大红花的队友。有人在哭,一个年轻的女护士抱着她的丈夫,脸埋在他的肩膀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有人在笑,一个男医生举着手机自拍,比了一个V字手势,笑容很大。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低到站在旁边的人也听不清。
王淑芬看着他们,目光从左边扫到右边,从前面扫到后面。她数了一下,加上她,一共三十个人。三十个人,三十朵大红花,三十件藏蓝色的冲锋衣,三十只行李箱,箱子上贴着红色的标签,标签上印着同一行字——援鄂医疗队。红得像血。
那一抹红,是滚烫的初心,是以白衣为铠甲的誓言。疫情突袭,山河失色,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医护夫妻卸下小家的温暖,扛起大家的希望,并肩逆行在没有硝烟的战场。
她拿出手机,只打了三个字——“我出发了。”
他秒回。
“平安。”
三十一年了,他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短。刚结婚那会儿,他会写很长的信,信纸折成方块,塞进她白大褂的口袋里。后来有了手机,他会发很长的短信,一条短信要分两段发。再后来,短信变成了一行字。再后来,一行字变成了两个字。
年轻的时候她觉得话越多越好。现在她知道,话越少越重。
“平安。”她对着屏幕轻轻念了一遍。然后把手机关了,揣进口袋,转身对身后的队员们说了一句:“登机。”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钉子钉进木头里。
飞机起飞的时候,她靠着舷窗,看着外面的雪。雪花打在玻璃上,瞬间融化,变成一道道细细的水痕,斜斜地往后流。哈尔滨在她的脚下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变成一片白色的斑点,然后被云层吞没。
她闭上眼睛。
她想起了孙子。出发前一天晚上,孙子抱着她的腿不撒手。“奶奶你不要走。”“奶奶去打怪兽,打完就回来。”“你骗人。爷爷也说去打怪兽,到现在都没回来。”她把他抱起来,他的小脸贴在她的脸上,湿湿的,全是眼泪。她说:“爷爷没有骗你。爷爷还在打怪兽。奶奶去帮他。等怪兽打完了,爷爷和奶奶一起回来。”
孙子不哭了。他看着她,眼睛亮亮的。“那你们要快点打完。”
“好。”
“拉钩。”
“拉钩。”
她伸出小指,和他的小指勾在一起。他的手指小小的,软软的,像一根刚长出来的豆芽。他用力勾着她的小指,指甲掐进她的肉里,有一点疼。她没松手。
飞机颠了一下。她睁开眼。舷窗外的云层散开了,露出下面灰蒙蒙的大地。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也许是河北,也许是河南,也许是湖北。从北往南,雪变成了雨。
飞机降落武汉天河机场的时候,天正在下雨。春寒未消,早樱却已冲破寒意,悄然缀满枝头,将这座英雄之城晕染出一抹温柔的诗意。微风拂过,粉白、淡粉的樱花瓣如碎雪般轻盈飘落,铺成一条浪漫的花径,阳光透过枝桠,将花瓣映得晶莹剔透,似裹着一层薄纱,温柔又治愈。以一份早来的温柔,驱散了余寒,也为这座城市添上了最动人的春日底色,每一缕花香、每一片花瓣,都藏着武汉的温柔与希望。
她盯着那些樱花看了很久。想起一句话——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不是岁月静好,而是有无数像他们一样的人,以爱为铠甲、以责为锋芒,替这世间挡住了风霜。
她的手机震了。
李明远发来的消息:“到了吗?”
“到了。”
“我在驻地等你。”
她没有回。把手机揣进口袋,靠在大巴车的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她的身体很累。从哈尔滨到武汉,四个小时的飞行,加上前后的等待和转运,已经过去了将近十个小时。她的腰在疼——化疗后遗症,久坐就会疼。她的腿在肿——肾小球肾炎的老毛病,一累就犯。她的心口有一点闷——不是心脏,是那种说不清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压着的感觉。
但她的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累。不是疼。是别的东西——像是有什么在往外冒,热热的,涨涨的,从胸口往喉咙涌。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也许是因为快要见到他了。也许是因为这座城市。
她把眼睛闭得更紧了一些。不能哭。她是队长,是副院长,是这支队伍的领头人。她不能哭。
驻地酒店门口,李明远站在那里。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没有穿白大褂,没有穿冲锋衣,就那么站在那里,像一个普通人。羽绒服是旧的,袖口磨得发亮,领口的拉链头掉了,换了一根回形针别着。他的头发更白了——不是那种一根一根的白,是成片成片的白,从鬓角往头顶蔓延,像冬天的雪从山脚往山顶爬。他的背更驼了,肩膀往前塌着,像是扛了什么东西扛了太久,忘了放下来。他的脸更瘦了,颧骨突出来,眼窝凹下去,像两片被风吹皱的水面。
他站在那里多久了,没人知道。
大巴车停下来。车门打开。队员们一个一个往下走,拖着行李箱,背着背包,脸上带着疲惫和茫然。有人认出了他——“那不是哈医大的李主任吗?”“他怎么在这儿?”“他在等人吧。”
王淑芬最后一个走下来。
她的脸被风吹得有些红。武汉的冬天不像哈尔滨那么冷,但湿气重,那种冷是渗进骨头里的。她的鼻尖红红的,耳垂红红的,眼眶也红红的——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别的原因。她的眼睛亮亮的,像刚哭过,又像刚笑过,或者两者都有。
两个人对视了三秒钟。
他没有说话。她也没有说话。
周围的人在忙自己的事——搬行李,找队友,打电话报平安。没有人注意他们。或者说,有人注意到了,但没有打扰。那个自拍的男医生放下手机,看了他们一眼,然后转过身去。那个哭过的女护士擦干眼泪,看了他们一眼,然后低下头。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刻不该被打扰。
他走过去。
走了五步。每一步都很慢。不是犹豫,是稳。像是一个人在冰面上走路,每一步都要踩实了才敢迈下一步。
他把保温杯递给她。
“热的。红枣枸杞。”
她接过来。保温杯是温的。不是烫的,是那种刚好能暖手又不至于握不住的温度。她拧开杯盖,热气冒出来,带着红枣和枸杞的甜味。那股热气扑在她脸上,把她的睫毛打湿了。她低头喝了一口。不是渴。是需要一个低头的理由。
“你瘦了。”她说。声音有一点哑,像是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
“你也瘦了。”他说。
两个人都笑了。笑着笑着,眼眶都红了。
旁边有人在看,有人在拍照。有人认出了他们——“那不是哈医大的李主任吗?”“那是牡丹江的王院长吧?”“他们好像是两口子。”
她不管。
她走上前一步,抱住了他。
他的身体僵了一下。不是抗拒,是意外。三十一年了,他们在公共场合最亲密的动作是那年机场,他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亲完自己脸红到脖子根。
“你不该来的。”他说。笑声停了。
“你拦不住我。”她说。
他没说话。抱得更紧了。
旁边的人不再看他们了。拍照的人也把手机放下了。有人转过身去擦眼泪,有人低着头搬行李,有人假装在打电话。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落在他们的头发上、肩膀上、手背上。
口罩遮不住眉眼的坚定,防护服裹不住心中的滚烫。他们并肩而立的身影,便是这世间最美的模样。一身白衣承使命,两颗初心共前行。
她从他怀里抬起头,看着他的脸。他老了。比她上次见他——其实也就是十几天前——又老了一些。眼角的皱纹多了两条,像是有人拿刀尖在他眼角轻轻划了一下。嘴唇干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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