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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暑假的风吹乱了平静 (第1/3页)
南肯辛顿的日子,像浸在温吞水里的茶,初时入口是暖意,驱散了过往的寒凉,可久了,便品出几分身不由己的涩,像茶底沉淀的碎渣,硌得人心头发紧。
郭楠廷待我,说不上不好。他为我铺陈的路,每一步都踩在“最优解”上——语言学校是伦敦排名前三的私立院校,圣马丁的短期课程更是多少学设计的人挤破头都想进的门槛。不过半年,我的英语已能流利对话,甚至能磕磕绊绊地与他那些学艺术史的朋友讨论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时装设计的草图也渐渐摆脱了最初的生涩,有了自己的风格,那位以严苛著称的导师,某次点评作业时,竟指着我画的山茶花纹样说:“东方的浪漫主义,色彩很大胆,有灵气。”
我穿着他让人送来的衣裳,从羊绒大衣到真丝衬衫,永远合身且品味卓绝,连桑德拉都打趣说:“林小姐的衣柜,比伦敦百货公司的橱窗还精致。”出入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场所——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音乐会、萨奇画廊的预展、切尔西的古董市集,举止间,连自己都能察觉到那份被金钱与环境雕琢出的、日渐自然的优雅。
桑德拉有时会捧着刚熨好的裙子,看着我感叹:“林小姐,您如今这气度,比那些从小养在深闺的千金也不差什么了。”我走到镜子前,看着镜中那个眉目舒展、肤光莹润的少女,确实不再是那个刚从福建山村出来、穿着洗得发白的T恤、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的林茵茵了。像一块被埋在泥土里的璞玉,被人强行撬开粗粝的外壳,露出里面温润的光华,却也失去了原本扎根的土壤。
可我心底总有一处是虚浮的,像踩在棉花上,找不到踏实的支撑。这所有的一切——漂亮的衣服、昂贵的课程、体面的生活,都建筑在郭楠廷的“一时兴起”之上,像沙漠里的海市蜃楼,美则美矣,却没有根基,风一吹,就可能散了。
与哥哥家栋的通信,是我与过往那个真实世界唯一的纽带。我在信里永远报喜不报忧,只说自己找到一份很好的中文家教工作,雇主是位温厚的学者,待我宽厚,不仅给高薪,还允许我利用空闲时间去语言学校学习。我将郭楠廷每月给的“薪水”(其实更像零花钱)攒下来,除了留下极少的生活必需,几乎悉数汇了回去——家栋在大学里读金融工程,学费和生活费全靠奖学金和兼职,我知道他过得并不宽裕。
然而,汇款单上那对于学生而言堪称“巨款”的数字,终究引起了家栋的疑惧。他接连来了几封信,字迹一次比一次急促,字里行间充满了担忧,反复追问我的具体情况:“雇主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给这么高的薪水?茵茵,你别骗哥,是不是受了委屈,或者……走了什么歪路?”他甚至在信里说,要是我过得不好,就立刻回福建,他可以去打工养我。
就在这惴惴不安中,我收到了家栋一封字迹激动得几乎要跃出纸面的信。他说,他所在的大学与伦敦政经学院(LSE)有了合作交换项目,为期两个月的暑期交流,他凭借专业第一的成绩和拼死恶补了三个月的英文,硬是从几百个申请者里争取到了一个名额!信的最后,他用加粗的笔迹写着:“茵茵,哥要来伦敦了!到时候我们兄妹就能见面了!”
喜悦如潮水般涌来,几乎将我淹没。哥哥!我在这地球上唯一的血脉至亲,就要来了!我甚至开始盘算,要带他去吃伦敦最地道的中餐,去看大本钟和伦敦眼,去大英博物馆看那些来自中国的文物。可喜悦过后,一股冰冷的恐惧攫住了我——他要来了,他会看到我现在的生活:住在价值过亿的洋房里,穿着动辄上千英镑的衣服,学着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课程,身边还有一个身份显赫的“雇主”……我该如何解释这一切?他会不会以为,我真的像他担心的那样,做了别人的情妇,或者走了什么歪路?
该来的终究躲不过。家栋到伦敦的那天,我本来想亲自去机场接他,可郭楠廷说要带我去圣马丁见一位知名设计师,我只能让乔尼派车送他先去姑姑家。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姑姑家待了不到一个小时,脸色就变得铁青——姑父黄中雄对着他吹嘘我“攀上了高枝”,说郭楠廷是“印尼的糖业大王,有的是钱”;表哥黄大卫阴阳怪气地说“你妹妹现在可是贵妇了,哪还记得我们这些穷亲戚”;表姐黄艾伦更是添油加醋,说我“每天穿金戴银,住大房子,怕是早就忘了自己是从哪来的了”。
当乔尼载着他到发南肯辛顿这栋小洋楼时,我正抱着一摞刚画好的设计草图从楼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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