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1章 太子仁政疏

    第311章 太子仁政疏 (第1/3页)

    仪凤四年，正月。

    大朝会后的肃杀与喧嚣尚未完全散去，洛阳城还沉浸在元正大典的余韵与冬日最后的严寒中。一场远比风雪更刺骨的寒流，却随着一份来自东宫的奏疏，席卷了整个朝堂，直抵紫微宫与相王府邸的核心。

    太子李弘，在元正大朝会后的第十日，正式上书皇帝、天后，呈《陈时务疏》，洋洋五千余言，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治国理念，核心便是“施仁政、缓改革、与民休息”。

    这份奏疏，如同一块投入本已暗流汹涌的朝堂湖面的巨石，激起了远比“朝议均田制”时更为剧烈、也更为复杂的波澜。因为它不再仅仅是朝臣之间的争论，而是帝国储君，对当前由天后与相王主导的、日趋深入的改革路线，发出的正式、公开、且态度鲜明的不同声音。这不仅是一份政策建议，更是一次政治宣言，标志着潜藏已久的继承者路线之争，终于浮出了水面。

    疏文以工整的楷书写就，字迹端正清隽，力透纸背，一如李弘其人，温文尔雅中自有一股不容置疑的方正之气。开篇依例颂圣，感念“二圣临朝，海内乂安，四夷宾服，创仪凤之盛”，言辞恭谨，无可挑剔。但随即，笔锋悄然转向：

    “……然，臣尝闻，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可扰，不可数挠。 又闻，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自父皇、母后临朝，相王辅政以来，革除旧弊，大兴新政，励精图治，夙夜匪懈。开运河，通有无，商旅辐辏，府库充盈，此富国之功，亘古罕有。整军经武，威服四夷，吐蕃俯首，西域绥靖，此强兵之效，彪炳史册。凡此种种，臣与天下臣民，同感圣德巍巍，泽被苍生。”

    铺垫之后，真正的议论开始了：

    “然，物壮则老，事极必反，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此天地之常理也。 臣观近日朝野所议所行，求治之心过切，更张之意太锐，恐非社稷之福，百姓之幸。”

    “其一曰，清丈田亩，限民名田。此议本出古制，欲抑兼并，用意甚善。然时移世易，人心不古。今之天下，非复北魏、隋初之天下。丁口繁滋，田畴有限，勋贵、官吏、士绅、商贾，皆置恒产，以为根本。强行清丈，必致阡陌纷扰，胥吏借机为奸，骚扰乡里，鸡犬不宁。 限田之令，看似均平，实则难行。田有肥瘠，户有大小，何以定限？逾限之田，或赎或罚，徒增纷争， 使守法安分之民，亦生疑惧。臣恐兼并未抑，而民怨已沸，奸猾者百计隐藏，良善者无辜受累，非但不能安民，反足扰民、病民。昔王莽复古，泥古不化，终致天下大乱，前车之鉴，可不慎乎？”

    “其二曰，更定税制，摊丁入亩，以资产为宗。租庸调之法，乃太宗文皇帝钦定，行之百年，民以为常。虽有小弊，然大体公平，简便易行。今欲尽变祖宗成法，舍人丁而税田亩、资产，计量浩繁，估价艰难，徒增官吏上下其手之机。且工商之利，起伏不定；田宅之价，时有涨落。以浮动之资，定恒定之税， 必使民无所适从，岁无宁日。更有甚者，苛察民产，有类聚敛，恐伤陛下与母后 仁爱俭约 之圣名，使天下疑朝廷 与民争利，非圣主仁君所应为也。”

    太子在此处，直接点出了“与民争利”这四个极其敏感、也极具杀伤力的字眼。这无疑是对武则天、李瑾主导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新市税、盐铁专卖强化、乃至正在酝酿的税制改革）的尖锐批评。

    疏文继续，语气愈发恳切，也愈发凸显其核心主张：

    “臣闻，为政之道，在顺人心。 今四海升平，仓廪充实，当以静制动，以宽服民。所谓仁政者，非谓纵容豪强，坐视兼并， 而在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使民以时。朝廷之要务， 不在频出新政，更张法度，而在整肃吏治，汰除贪酷，选任贤良，使政令宽简，赋役均平。使为官者知廉耻，为民者得休养，则兼并之风自戢，流亡之民自归。此乃不治之治，无为而无不为也。”

    “今 狄仁杰、裴炎等，奉旨肃贪，雷厉风行，惩处蠹吏，大快人心，此正施仁政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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