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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来看，无论《死亡护理师》还是《绝叫》都采取了多线叙事的创作手法，而《BLUE》无疑是多线叙事的升级版，它完全可以比拟成一部围绕发生在平成十六年的青梅案和平成三十一年的多摩新城杀人案而第次展开的非虚构写作。全书围绕着篠原夏希、藤崎文吾、BLUE、范启莲、奥贯绫乃等主要人物展开，辅之以北见美保、井口夕子、三代井修、三泽·马科斯、桦岛香织、正田大贵，舟木亚子等次要人物，每个人物都宛如作者亲自对他们进行采访后，根据口述史改写成的一般，或繁或简地叙述了他们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而叶真中显也一改《死亡护理师》和《绝叫》时多多少少富有感情的笔触，而是用极其冷峻的文字，铺陈出色彩单一，但在晦暗程度上错落有致的巨幅画卷，虽然因为故事的发展需要，在人物的表现层级上有轻重之别，但在“成长经历”这个层面上，给予他们的是平等的待遇，这个“平等”不是指叙事的繁简程度，而是指他们所遭受到的原生家庭的迫害。
众所周知，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治愈。迈克尔·赫·斯通指出：“父母子女的关系是一条双向车道。”那些从小虐待孩子的父母，不仅在孩子成年后（假如可怜的孩子能够活到成年的话），更容易遭到他们的反噬，而且他们患上各种心理和精神类疾病，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的几率也大大增加。现代神经医学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北卡罗莱纳杜克大学的卡斯比和他的妻子墨斐特发表在2002年《科学》杂志上的一项极有影响力的研究证明，单胺氧化酶A基因（简称MAOA）发生变异，会使一个人更加容易犯下暴力犯罪和品行障碍，而童年时期遭遇过家人虐待的孩子，MAOA会影响他们对压力和创伤的敏感度，从而在很小时起就启动“邪恶”的行为——这大概就印证了《BLUE》的腰封上那句“无法选择的家庭，无力改变的命运”。
在日本以往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中，原生家庭的不幸导致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内容数不胜数，是谓之“个体的邪恶”，但却很少有像《BLUE》这样，绝大部分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都遭遇过原生家庭的不幸的，简直构成了一幅日本社会全景式的“虐童图景”：他们或者遭到父亲的殴打，或者遭到母亲的冷暴力，或者被和母亲同居的男人强奸，或者目睹了成天说教的父亲搂着别的女人走在街头，甚至被亲生母亲和养父合伙逼着拍色情照片卖钱……
虽然遭逢这一切不幸，并非每一个孩子在成年后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但绝大多数都游走在了社会的灰色领域或犯罪边缘，他们卖淫、吸毒、诈骗，自虐或虐人，纵使偶尔有一些温情或忏悔，也被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绝望消磨净尽。单论犯罪故事本身，《BLUE》并没有多么血腥可怖，但比起那些耸人听闻的作品，充斥于一行行文字间的日本社会从细节到整体无处不在的溃烂，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如果说拙劣的恐怖是用尖叫、血浆制造感官的刺激，而《BLUE》则不然，从阅读伊始到最后一页，全书只是一片冷色调的、静谧的蔚蓝，但在掩卷遐思的一刻，却发现视网膜上残存着一缕缕挥之不尽的血丝，足以让读者不寒而栗。
比整体的邪恶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无限的邪恶。
所谓有限的邪恶，是指在一本社会派推理小说所容纳的有限时空内，案件也好，悲剧也罢，总有一个结尾，无论是铃木阳子的“甩开一切”还是石神哲哉的“呕出灵魂”，无论是逃出生天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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