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 鲜花恶魔的约会 (第2/3页)
严从重判决，甚至因此放宽在审讯罪犯时的用刑限制，“各种夜晚刑事案件中只有一种行为能得到宽大处理：杀死闯入民宅的人。无论是《十二表法》，还是7世纪中叶的《罗萨尔法令》或者1283年《布法西法令》，早期的法典都认同这一基本原则，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圣奥古斯丁和英格兰的法律。白天构成杀人罪的行为(即使被害人是入室盗贼)，到了夜间就成了正当防卫。1743年，日内瓦公诉人拒绝指控一位开枪打死夜盗的农民。除了引用摩西律法外，公诉人解释说，这位农民在晚上根本无法判断对方是想偷东西还是想杀人。”(页79－81)也因此，夜间被误杀是相当常见的危险，例如17世纪英国肯特郡开枪杀人案件中，多数都是家庭自卫过程中发生的，而在法庭上也都被判无罪(页87)。此外，类似的论述也见于法国让·韦尔东的《中世纪之夜》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页105－107)。
很明显，林达所举的那个案例，也可以纳入上述西方法律传统关于黑夜犯罪的范畴；也就是说，林达对这一案例的解读，仅仅强调了“私宅不受侵犯”的一面，而忽略了“对黑夜犯罪的正当防卫”的另一面。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日本人被误杀一案体现了美国“私宅不受侵犯”的观念和法律，那么，这种“私宅不受侵犯”的观念和法律，也就不是美国的专利，在欧洲中世纪，乃至古罗马时代———现代人权观念尚未确定的旧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其实，由日本留学生被误杀一案所表现出来的“私宅不受侵犯”观念，不仅不是美国独有的，也不是现代独有的，甚至也不是西方独有的。
中国历史上的“私宅不受侵犯”观
对黑夜的恐惧和防卫心理，中西无异；同样，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中，也有着与西方雷同的制度———针对黑夜犯罪的判决从重规则。而且，这类观念和法律在中国的起源也相当古老。
考古学家陈公柔先生曾有《居延出土汉律散简释义》一文(收入《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文物出版社，2005)，其中分析了居延汉简中一则关于逮捕法例的条文：“捕律：禁吏毋夜入人庐舍捕人。犯者，其室殴伤之，以毋故入人室律从事。”意思是说，禁止官吏夜间进入私宅逮捕犯罪嫌疑人，违反者一旦被私宅主人杀伤，则按照汉律的“毋故入人室”条例处理。什么是“毋故入人室”条例呢？陈先生指出，《周礼·秋官·朝士》注引郑司农之说：“盗贼群辈若军共攻盗乡邑及家人者，杀之无罪。若今时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郑司农所说的“若今时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云云，即指当时的汉律，也就是居延汉简所指的“毋(无)故入人室律”(另参张全民《〈周礼〉所见法制研究(刑法篇)》，法律出版社，2004，页187)。这就表示，汉代法律不仅规定：无故私入民宅并有犯罪行为者，杀之无罪；还进而规定：政府官吏夜间禁入民宅，否则杀之亦无罪。此外，《汉书·胡建传》引托名的《黄帝李法》有云：“壁垒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穿窬不繇(由)路”意即不走正路而爬墙；这条托名黄帝的法律规则，似乎也是说私入民宅者可杀。
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中指出，美国宪法第三修正案关于不得占用民房的条例、第四修正案关于不得任意搜查的条例，其用意“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限制。它的目的不是把邻居挡在外面，而是要把警察挡在外面”；那么，居延汉简中那条“禁吏毋夜入人庐舍捕人”的法例，不也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限制”，其目的不也是“要把警察挡在外面”？尤其值得留意的是，郑司农所说的“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也即汉律所称的“毋故入人室律”，甚至没有加上夜间因素这一限制；换句话说，不管白天黑夜，私闯民宅并有犯罪意图者，皆杀之无罪。这比起《黑夜史》所称引的西方中古“白天构成杀人罪的行为，到了夜间就成了正当防卫”的观念，要更为激进，更有利于住宅所有者。因此，根据汉律这一条例，说汉代已形成“私宅不受侵犯”的明确观念和法律，我以为是毫不过分的。
禁止无故进入私宅的律例，在汉代以后传承不辍。据《隋书·刑法志》，北齐律例规定“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这显然延续了汉律的精神。到了唐代，这一条款有所节制，加上了夜间因素的限制，如《唐律疏议》贼律条：“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这是说夜间无故闯入私宅，如果被屋主当场杀死，不论罪。此后，《宋刑统》完全沿袭了《唐律疏议》的条文。《大明律》的相关条例则作：“凡夜无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这与《唐律疏议》、《宋刑统》大同小异；而以后的《大清律例》又完全沿袭了《大明律》这一条文。由此可知，从汉代到清代，对(夜间)私入民宅在法律上都是明确禁止的。这就意味着，假如那个日本留学生被误杀的案件发生在古代中国，那么，杀人致死的屋主也会像在美国一样，将被无罪释放。如果那个案例体现了美国“私宅不受侵犯”的法律精神，那么，中国古代那么多禁止“无故入人家”的条例，不也体现出同样的“私宅不受侵犯”精神？
这种法律观念在古代中国不是一纸具文，而是真正深入人心的。可举一则笑话为证：两父子都在衙门里任文吏之职，有一晚父子一起赏月，父亲要儿子作诗一首，儿子遂以公文腔调作咏月诗：“凭甚文书离海外？给何路引走天涯？更有一般违法处，夜深无故入人家。”可见以“夜深无故入人家”为违法，已成为公众的普通常识了。
事实上，除了官方条文之外，所谓“夜入民宅，非奸即盗”，也是现代以前中国社会极为普遍的日常观念。我尝试通过网上搜索——也算是用所谓的e时代考据方法，发现这种说法在古代通俗文学中极为常见。例如：元代乔吉《李太白匹配金钱记》杂剧：“(王府尹)这厮说也说不过，夤夜入人家，非奸即盗，必定是个贼。”明代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律有明条，夜深无故入人家，非奸即盗，登时打死勿论。”又：“小人在巷中，只见这个人在人家楼室口搭桥走过，非奸即盗。”清代曹去晶《姑妄言》：“你夤夜直入我内室，非奸即盗。”清代佚名《续小五义》：“深夜入宅，非奸即盗。”佚名《施公案》：“夤夜入院，非奸即盗。”佚名《于公案》：“夤夜入宅，非奸即盗。”清末苏同《无耻奴》：“你可晓得无故入人家，是有罪名的么？”更有意思的是，这种说辞在当代港台武侠中尤其俯拾皆是，因为例子太多，兹不细举。我想，这一现象其实是个极重要的征兆：“夜入民宅，非奸即盗”的观念，在港台地区还相沿不绝；而在内地，经过几十年“大公无私”的思想灌输和制度示范，从“文革”的“抄家”，到当代的“拆迁”，积非成是，谁还知道禁止“无故入人家”本是吾国吾民的优良传统呢？谁知道“私宅不受侵犯”也是我们的法律精神呢？
“私宅不受侵犯”观在当代中国的失落
明白了“私宅不受侵犯”传统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失落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林达对日本人被杀案的认识，对美国宪法第三、第四修正案的认识，都与其立足于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有关。正因为林达也跟我们所有人一样，都已遗忘了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的法律传统，都不知道我们也曾有过禁止“无故入人家”的成文法例，所以才会对美国“私宅不受侵犯”的观念会有那样深刻的感慨，对日本留学生被误杀一案会有那样强烈的思想震撼。林达在书中恰好提到：“我们的朋友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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