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最底层的活法 (第2/3页)
声音隔着五六十米听不太清楚，但陆川能看到他们的手势——王工头用手比划了一个数字，卡车司机摇头，王工头又比划了一个，卡车司机还是摇头。王工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卡车司机，司机接过去掂了掂，收进了口袋里，然后点了点头。卡车发动了，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朝水泥堆场这边看了一眼，嘴角挂着某种说不清的笑容。然后车轮碾过碎石，卡车驶出了工地大门。
“那个司机，日本人。”陆川对阿龙说，“他跟工头拿的钱。”
阿龙咽下嘴里的饭团：“什么意思？”
陆川没有解释。但他看懂了。王工头是中国人，卡车司机是日本人。中国工人卸水泥，日本人开车。中国人拿一份钱，日本人拿两份——一份是运费，一份是工头塞给他的信封里的东西。那是回扣，也可能是封口费，也可能两者都是。在这个工地上，日本人管着中国人，日本人从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抽一层油水。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日薪被抽了多少。但迟早会知道。
下午的活变了。水泥卸完了，王工头把工单翻了一页，让他们去搬钢筋。钢筋堆在工地另一侧的空地上，几十根一捆，用铁丝扎紧。两个人一捆，扛到正在打地基的基坑边上。钢筋比水泥更重、更长、更不好控制。两个人扛一捆，步伐必须完全同步，否则钢筋会左右晃动，带翻前面的人。阿虎和一个东北来的壮汉搭档，两个人扛着钢筋往前走，阿虎在前面，壮汉在后面。走到基坑边缘的时候，阿虎想停下来，壮汉没来得及收步，钢筋的惯性推着阿虎往前冲了一步——基坑就在脚边，三米深，底下是硬化的碎石。陆川在侧后方看到了，喊了一声“松手”，阿虎没松——他不肯先松手是因为怕钢筋砸到后面的人。最后是阿龙冲上来从侧面抱住了钢筋，三个人的重量加在一起才刹住。
“你他妈的不要命了？”阿龙把钢筋摔在地上，转身揪住阿虎的领子。
“我说了我扛得住！”
“你扛得住个屁！你刚才差点掉下去！”
“那不是没掉下去吗？”阿虎挣开他哥的手。兄弟俩像两头斗牛一样在基坑边对峙着，胸口起伏，拳头上都是铁锈。
陆川走过来看了看基坑，又看了看钢筋的位置，然后对阿虎说：“下次到了边缘，喊一声‘停’。后面的人听不懂，你就用日语喊。钟亦鸣教过你。”
阿虎愣了，然后转头对钟亦鸣喊：“老钟！‘停’用日语怎么说！”
“止まれ！とまれ！”钟亦鸣在一堆钢筋后面探出头。
“と……ま……れ。”阿虎念了一遍，然后又念了一遍，把每个音节都嚼碎了咽下去。
收工哨子响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暗了。十四个人拖着身体走出工地大门的时候，王工头在那里等着。他手里拿着一沓信封，每人一个。陆川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皱巴巴的万円大钞和几枚硬币。一万日元。1985年，一万日元大概是人民币两百多块。在国内，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四五十块。这里一天就是一万日元。阿虎把钞票举到眼前，对着夕阳看上面的水印，然后小心地折好放进上衣内袋里，拍了拍，确认它在。这是他这辈子赚到的第一笔日元。他说到日本的第一顿饭要吃拉面，大碗的，要有叉烧。但现在他只想回去躺下，连拉面都可以等明天。
但钱不对。
在回程的面包车上，陆川没有说话，只是看着车窗外面倒退的街灯。钟亦鸣坐在他旁边，手指在膝盖上无声地划着数字。车到了公寓楼下，所有人拖着酸痛的腿上楼。陆川在楼道里拦住了钟亦鸣：“你算出来没有？”
“算出来了。”钟亦鸣靠着墙坐下，把眼镜摘下来用衬衫下摆擦着，“卡车一共卸了两百袋水泥，我们十四个人，两人一组卸车搬运，用了不到两小时。加上后来搬的钢筋——按照国内的工价，这些活十个人干一天也就百来块钱。但这是日本。一万日元看起来很多，但我在证券公司看过的劳务派遣时价是时薪一千五到两千日元。这是建筑工地，重体力，时薪应该更高——大概两千到两千五。今天的活加上钢筋，算八小时，按最低时薪两千算，应该拿一万六千日元。按重体力算，应该拿两万。他给了我们一万。”
他把眼镜戴回去，看着陆川：“少了一小半。”
陆川没有马上说话。他靠在楼道的墙上，水泥灰从头发上簌簌地往下掉。
“明天我去找他。”他说。
第二天，活照干。卸沙子、搬预制板、抬钢筋。午饭还是冷饭团。收工的时候王工头照例在工地门口发信封。陆川打开信封看了一眼——还是一万日元。他把信封折好放进口袋，没有上车。等其他人都上了面包车之后，他对阿龙说：“你们先回去。我有点事。”
“什么事？”
“别问了。”
阿龙看着他的眼神，没有再说第二句话。车门关上，排气管喷出白烟，面包车载着十三个人拐上了回新宿的路。陆川转身走进工地。王工头正在工棚里收拾东西，把出工单和账本塞进一个帆布挎包。他抬头看到陆川站在门口，手上的动作慢了一拍，但表情没有变。
“还有事？”
“有事。”陆川走进工棚。工棚很小，一张折叠桌、两把折叠椅、墙角堆着安全帽和工具箱。一只荧光灯管在头顶嗡嗡响，光线惨白。
“王工头。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陆川在折叠椅上坐下来，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咱们都是中国人，在日本讨生活不容易。你雇我们干活，我们干活。这个道理很简单。”
王工头没说话。他的手从帆布挎包上移开，垂在身体两侧。
“但我算了笔账。昨天和今天的活——卸水泥、搬钢筋、抬预制板。按日本工地重体力的时薪，八小时，至少应该是一万六到两万。你给了我们每人一万。”陆川的语气没有任何波动，像在念一份菜单，“中间差的那些钱，去哪儿了？”
工棚里的空气忽然变稠了。工头的手开始往帆布包的方向移——不是拿账本，是包里有一把美工刀。陆川看到了那个动作，他的身体重心轻微调整了，这是他在部队学的——不是进攻姿态，是防守反击的起手式。双腿微微分开，重心下沉，双手自然垂在身体两侧，可以随时格挡或出拳。
“你到底想干什么。”工头的声音比刚才低了。
“很简单。钱，明天补齐。按两万算，每人补一万。十四个人，十四万。补完了，这事就过去了。不补——”陆川站起来，往前迈了一步。那一步不大，但落地的声音在铁皮工棚里很响，“——你和这栋楼一起封顶。”
工头脸色变了。他咬着牙瞪着陆川，胸部起伏了好几次，脸颊上的肌肉抽动着，像是在算计面前这个年轻人是在虚张声势还是真敢动手。陆川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水泥灰糊在脸上还没洗掉，看起来不像一个来找茬的人，更像一截刚从水泥堆里拆下来的钢筋。
“我没拿那么多钱。”工头突然说，声音里多了一种陆川没预料到的情绪——不是狡辩，是解释，甚至带一点委屈，“我上面还有日本人。那个姓田中的工头，我跟你说过的——他给中国人的日薪就是一万出头，多给了他要签追加单，追加单三次我就别想干了。信封里的钱是我从他手里领的，领多少我发多少。我自己也跟你们一样，拿一万。”
陆川没说话。他在判断这句话的真伪。
“你不信？”王工头把手从包的方向移开，翻开挎包，抽出出工单和账本摊在陆川面前。一页一页翻过去——田中的签字，施工单位的印章，劳务派遣公司的价目表。他的手指在价目表上停住——时薪确实是两千五。然后他把另一本账推过来——王工头自己的账本。上面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个工人的出工天数，每个人名字后面的金额都是一万。“看到了？他给我两万五一个工，我给你们一万。中间差的那部分——你以为是我拿了？不。中间那部分被田中自己扣了，被劳务公司抽了，被施工单位的会计吃了。每一层都抽一点，抽到最后，只剩下这么多。”
陆川把账本合上。他站起来，走到王工头面前。王工头往后缩了半步。但陆川没有动手。他用手指在账本封面上点了点，说了一句王工头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明天，你去跟那个姓田中的日本人说——中国人的工钱，从明天起，按一万八结算。他抽走的那部分，我不管他拿去哪里、分给谁。我只管一件事：到我兄弟手里的钱，不能比日本人少。他要不给——”
陆川的语气和刚才一模一样，平静，缓慢，每个字都像钉子在往铁皮墙上钉。
“——我就去劳务公司门口等他。我不打他。我就坐在他公司门口的台阶上，每天坐八个小时。他出来一次我坐一次。我十四个人轮着坐。”
他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水泥灰。然后转身走出了工棚。
第三天清晨，工棚门口。王工头在发信封。陆川打开信封，里面是两张万円大钞和几枚硬币。一万八千日元。他收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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