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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三十五章    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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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三十五章    一生 (第2/3页)

崇既有后辈政治家对前辈艺术家尊敬的成分,同时也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善于驾驭各种对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的成功典范。从本质上说,两人倾注友情的目光也许从一开始就并非平行,而像相互交叉运行的铁轨——有着各自的方向与目标——仅在某一站头或某一时间契点上才有可能交汇切合。如果谁看到并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感慨几年后秦方权在曼谷所发的那场怒气冲冲的牢骚,是显得多么的迂腐与不合时宜。

    当然,浑身散发着与生俱来的画家气质,却一心想成为政治家的秦方权并没有认识到自身的这种局限。在漫长的为期八年的卷洪统治下面,他先是效法早年班武里一带的某些艺术前辈,将自己在曼谷买斐德路的寓所题名为“活杀庵”,闭门读书,蓄须明志,埋头撰写他的书画著作《泰艺史纲》。有一段时间还在著名的清迈大学任过教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乘坐美洲皇后号离曼赴新的那些神色惊惶、逃离战难的旅客,当天晚上在甲板吸烟或船上豪华的西餐厅里用餐时,也许有机会遇见到这位衣衫简朴、眉目间有愤激色的矮胖的中年男子。在整个抗争期间,这也是秦方权的标准表情。此后五年他作为一名激进的书画活动家一直活跃于新加坡、香港、仰光等城市,从事宣传、营救、筹款、结社、义卖等各种抗争活动。其间发生的鲲水营事变是他与自己的团体彻底决裂的一条醒目分界线。由于与卜素、崔香凝、惠英民等公开联名发表批评林谦的言论,竟被后者断然开除会籍贯——简直就像是他当年对别人采取的极端手段的一个绝妙翻版。这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当然,这样显然有损自尊的打击事实上并不能让秦方权屈服,反而促使他与塔万的团队在感情上更为接近。此后火焰与炸弹已俨然成为描述秦方权的关键词,倾天长啸、壮怀激烈、须眉贲张,以更激进的姿态,出现在泰国的政治舞台上。这估计也是有人为什么要以“今屈原”这一冠名慷慨相赠的原因。而如果用秦方权自己的话来说。也许应该叫做“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蕨,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

    山城帕尧位于泰西南部的小教江边,曾是泰国英雄郑信栖身的地盘,二战期间成为泰国反对党在泰国最后的的军政中枢。那里的政治景观向来与它迷雾茫茫的自然气候一样不可捉摸,并时常会出现某种戏剧性的转折。一九四七年秋天当塔万突然应邀前往那里与洪素共商国事,曾让这座日照稀疏的城市一度出现和平的熹微。尽管事后被证明,这不过是一场长达三年的残酷战事在双方唇齿间的预演,但不管怎么样,对于其时正和崔香凝、风不悲等人发起组织进步书画社,致力于统战工作的秦方权来说,这至少给了他与塔万重晤的机会,并促成后者一首著名演讲的问世与广泛流传。正如秦方权在自己写的跋文里“展谈之余,叹为泰国历史以来第一政论,虽罗斯福犹未能抗手”的高度评价一样,原稿以及秦方权的题跋之作先后公开发表后,不仅立即引起轰动,并成为当年泰国艺术界的首件大事。除了让人有幸领教了塔万的演讲天赋,在政治评判与个人魅力上,也始料未及地为他挣来了漂亮的分数。由于秦方权内心愿望中的第一读者是他的政治对头洪素,因此,在所和词里说上几句“问世间,谁人曾相似,千古英气”这样的大话,吓唬吓唬对方,其内心衷曲倒也完全情有可原。但四年后在曼谷,当这个被旧友蓬艾白称作“故人四十尚童心,善怒佯狂直到今”的可爱先生一脸天真,打算假戏真做,这玩笑恐怕就开得过于大了。其情景颇类似于一出眼下流行的肥皂剧的两位主创人员,也许,作为编剧的秦方权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构思剧本,但他无法阻止这出戏的导演大刀阔斧对剧情进行局部甚至整体性的修改。

    九彰镇中心的秦方权纪念馆目前依然是泰国国内保存秦方权的生平资料与遗物最丰富的地方。图片、书籍、衣物、手迹、用品,从藏有他童年幻想的矮柜与衣镜,到几张边角泛黄的自印方格稿笺,甚至一管秃笔与一张用红线勾划出重要段落的旧报纸,无不印有他生前手温与思想的生动痕迹。卸剑室的正墙上依然挂着泰南社社友郭纯垠所赠的那幅有名的对联“病木前身辛弃疾,狼牙今世柳屯田”,而主楼第三进内当年曾侥幸躲过军阀特警缉捕的那层复壁,虽然自己不会开口说话,但有关它的传奇故事,正由讲解员不无骄傲地一次次向参观者娓娓复述。当然,大部分人得赶紧承认自己不是一名合格的听众。因为在对那里所进行的一次用心叵测、意有所图的拜访的几乎所有时间,大部分人的思想都为在陈列室偶然看到的那帧秦方权的旧照所吸引。像片上的秦方权风度儒雅,意态自得,身体斜倚在劈波斩浪的巨轮的舷栏边。目极远天、精神抖擞,简直就是当年吴梅村去上京前在平江府逗留时那种踌躇满志的得意劲儿。从时间与所摄地点上来推断,大约正是他一九四九年二月底应电邀赴曼谷途中、在所乘坐的华大轮上的留影。如果记忆不错的话,当时与他同行的应该还有他的夫人顾佩宜,以及李叔通、钮寅初、礼振铎、木圣陶、千家宝(陆禺)等社会各界名人。此前作为一名老资格的艺术活动分子兼书画泰斗,秦方权一直在新加坡从事塔万主持下的统战工作,在此期间他还被推选为刚成立的书画家中央代表的监察委员会主任。也许在他看来,即使不论自己与塔万的特殊关系,仅以元老与高层领导的身份,在即将组建的新政府中坐把交椅,应该算不上是什么奢望。然而,秦方权的不幸在于,当事实已经证明他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甚至完全错了以后,并未及时采取自我反省、就此罢手的策略,相反,他再次祭起手中曾向泰南社同仁等突然亮出过的杀手锏——他著名的大牌牢骚,从而导致一场本来应该可以避免的闹剧的最终发生。

    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当初发生在曼谷的斤里塔冲突是否更有意思? 尽管当事诸公现在均已先后作古,同时某些研究者显然囿于自身利益与政治局限的不同声音,也为这原本已经显得错综复杂的历史公案重又覆上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但综合这些年来陆续解密的文史档案与部分见证者的回忆,当时整个事件的源起与大致经过应该仍然不难推断。首先在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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