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浪潮之下科发院诞生 (第3/3页)
仅获批，还拿到了八百万经费 —— 这是江大在先进制造领域拿到的最大一笔支撑计划经费。那天李教授拉着陈建军的手，激动得话都说不利索：“多亏了你们，不然我这项目早就黄了！”
可热闹背后，问题也慢慢冒了出来。八名职员要管三十个人的文件流转、会议记录、数据录入，综合信息办的小王刚毕业，每天要收二十多份文件，还要维护科研系统。有次他连续加班一周，发烧到三十九度，抱着电脑去医院输液，一边输液一边录数据，最后实在撑不住，递交了辞职报告。我去送他的时候，小王红着眼睛说：“鹿科，我想好好干，可我真的熬不住了。”
更头疼的是层绩问题。“院长 — 处长 — 科长 — 科员” 四级架构，信息传递慢得像蜗牛。2010 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调整，程院长开会传达后，处长再跟科长说，科长再跟科员说，等传到院系的时候，只剩下三天准备时间。有三个项目因为材料没来得及改，直接错过了申报，程院长在会上发了火：“你们这是在耽误学校的事！”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跟程院长建议：“得简化层级，不然以后还会出问题。”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我翻看着科发院成立以来的文件，从竞聘时的简历，到项目申报的材料，再到老赵带李明跑企业的记录，突然觉得，这场变革就像一艘在浪里行的船，有顺风的时候，也有触礁的时候，但船上的人，都在使劲往前划。
2014 年底，我被提拔为高新与基地处副处长。任命下来那天，他请王磊、李明、老赵吃饭。王磊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李明也成了项目管理的骨干，老赵则成了 “金牌顾问”，带出来的年轻人都能跟企业顺畅对接。“当初来科发院，没选错。” 王磊举起酒杯，“跟着陈科，有奔头。”老赵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干，咱们科发院，会越来越好。”我看着眼前的几个人，想起 2008 年那个闷热的夏天，想起李教授失望的背影，想起老赵红着眼眶说 “我懂企业”，突然觉得，这场变革不是简单的 “换牌子”，而是一群人在时代浪潮里，一起成长，一起把一件事做好。
八年后，我已经成了科发院的副院长。办公室里的风扇换成了空调，职员数量增加到十五人，层级也简化成了三级。每次新来的同事问起科发院的历史，我都会拿出当年的那份分析报告 —— 王磊写的，纸页已经泛黄，却还带着当年的热血。“你们看，” 我指着报告上的字，“这就是我们当年的起点。一群人，一件事，慢慢干，就成了。”
2008 年前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科技管理工作正经历一场 “破茧式” 变革。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战略倾斜、高校科研实力的井喷式增长、产学研协同的迫切需求，像三股强劲的浪潮，推着全国高校的科技管理部门从 “小作坊式” 的科技处，向 “集团军式” 的综合管理机构转型。我们学校也踩准了这波节奏 ——2008 年 9 月，原科技处正式 “升级” 为科学技术发展院（挂国防科技研究院牌子）。这场变革不是简单的 “换牌子”，而是从机构架构到人员配置的 “脱胎换骨”，我作为当时高新技术与基地处的科长，全程亲历了这场充满热血与矛盾、成长与挑战的转型，也见证了一群人如何在时代浪潮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2008 年前后的高校科技处 “升级扩容”，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科技管理的一次 “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学校科发院的转型，有 “专业分工提升效率” 的喜悦，也有 “人事矛盾、层级冗余” 的烦恼；有 “外部门争相入职” 的荣耀，也有 “职员超负荷离职” 的无奈。但这场变革，让我们看清了一个道理：高校科技管理部门不仅是 “管理者”，更是 “服务者”—— 既要懂政策、管项目，也要懂老师、懂企业；既要 “分工精细”，也要 “协同高效”；既要 “高学历年轻化”，也要 “尊重老资格、发挥老经验”。